南都讯 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迫在眉睫。（南都此前报道《最渴望“校园减负令”的班主任 有多少难以承受之重？》《钱少事多压力大 班主任的“累”怎么解？》）
“‘双减’政策已着重强调规范和清除各类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工作，但教师负担问题不是简单地从形式上做减法，其‘真减实降’需要减负政策的后续深化与切实落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萑如是说道。
今年以来，中央以及地方教育部门纷纷开展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专项整治工作。不过，教师减负并不能一蹴而就，整治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为此，南方都市报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的多位教育领域专家学者，以及中小学校负责人、一线教师等，共同探讨如何持续为教师减少不必要的压力、创设更好的育人环境。
非教育教学工作成“分内之事”
自我时间受到“层层剥削”
事实上，教师减负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在南都此前的调查中，教师群体尤其是班主任在工作时间过长、工作-自由时间界限模糊、工作负担过重等方面时有“吐槽”与怨言。
“教师工作负担是与时间密切相关的概念。”宋萑指出，在科技加速和工业4.0时代背景下，“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深入人心，教师的工作时间投入变成了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劳动，教育管理者为了监测教师的工作时间，往往采用检查教师课时数是否足够、教案是否手写等手段，硬性地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
其次，教师的自我时间受到“层层剥削”，很多时候要让位于和学生家长互动、参加学校例会等，造成教师的时间被分割而无法集中精力发展自己。来自其他行政部门的事务，也造成教师“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间失控，不少基层教师面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感到“忙东忙西就是没忙教育”。
而这些工作负担中，就包含着许多非教育教学负担，比如特定角色负担和增量负担。教师的特定角色负担，也就是教师担任班主任、教研组长、德育主任/干事、大队或中队辅导员等“多重特定角色”而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例如班主任需要负责本班文化建设、学生管理、安全卫生、家校联络、组织班会队会等工作。现实中此类负担的内容相对较庞杂，责任边界较为模糊，往往没有特别明确的负责范围，也需要承担不少临时性事务。“特定角色”使得很多非教育教学工作都成为了教师的“分内之事”，即便教师不愿意担任，但还是出于良心和责任难以剥离这些角色负担。
教师的增量负担，绝大部分是学校内部例行工作之外的各类任务，例如宣传教育、社会服务、统计调查、打卡投票、检查考评、痕迹管理等。此类负担形式各异、种类多样，其中绝大多数与教师专业和学校业务相关性小，且常常是重复或临时下达的，给教师造成了失控感，不少教师认为“耗时再少也心烦”，采取了“想方设法来糊弄”的应对方式。
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钟景迅看来，校内的非教学类任务很多时候由各级机关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摊派给学校，由于上下级权力不对等，学校对于这种行政事务的摊派通常都无法拒绝。“为中小学教师减负，要准确地找到教师负担的来源，并要从源头开始进行治理和控制。”
建议建立工作机制
从源头上规范进校园的各类社会事务
诚然，教师减负并非新鲜话题，近年来也在社会上多次引起广泛讨论，“减负实践起来很难”之声不断。
今年以来，国家持续出台系列举措为中小学教师减负。宋萑告诉南都记者，在治理逻辑上，本次专项整治工作，与2019年出台的“双减”政策及各类减负政策一脉相承，是对此前减负政策的走深和走实。在现实效果上，本次专项整治工作直击教师负担过重的根源，即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问题和学校制度的不足。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教师负担调查组曾发现，部分地区学校和教师作为“行政终端”，承担着基层政府多线事务的下沉。本次工作正是指向这一风气的扭转，通过机制健全，让教师回归静心教书、潜心育人。
随着新的“校园减负令”落地，如何将教师减负落到实处，自然成为教师群体的新期待。
钟景迅指出，减负没有落到实处，从根源上来说，是当前对教师工作的职责认定不清晰，行政主管部门乃至社会大众对中小学教师专业性身份缺乏认同所导致的。各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并没有将中小学教师视为是一个高度专门化的职业，教师专业自主性缺失导致其对自身工作的控制缺失。
据宋萑分析，要想让减负有效落实，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中小学教师负担来源“口子杂”、条线多，增加减负工作落实的难度；学校组织管理与学生活动开展仍存在形式主义、绩效主义，在中观组织层面阻碍了减负落地；学校责任边界模糊不清，社会力量对学校教育功能的过度依赖；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和信息化办公的普及，给教师带来新的繁重负担。
他建议，加强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条线部门之间、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各单位、处室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决策，避免下达各学校的任务和信息意义不明、重复雷同。同时，教育部门应弱化检查、考核和评比中学校活动宣传报道的权重，引导学校将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作为活动评价的重点；学校管理者应扭转“为活动而活动”的现象，引导教师将学校活动与日常教育教学有机结合，从而避免教师遭受“双重负担”，并避免唯活动结果论，减轻教师心理压力。对于数字技术带来的负担，有关部门应明确数字技术治理的价值取向，警惕繁杂、琐碎、花哨的数字形式主义，简化、有序化教师报表、统计、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最大化发挥社交App的辅助和服务功能。
钟景迅表示，要建立规范各类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工作机制。各级政府要具体明确，哪类事务坚决不得通过学校摊派给教师，对于仍给学校摊派社会事务的机关单位，学校可以明确拒绝这些事务。而对于屡教不改的行政机关单位，各级政府要建立清晰的问责追责机制，要从源头上卡住进入校园的各类社会事务。
班主任是教育与管理的统一体
建议相关部门厘清班主任工作边界
在南都的问卷调查中，许多中小学班主任呼吁：“调整生师比，增加教师编制”“把时间还给教学，取消形式化培训和评比”“提高班主任补贴，或增加学校管理人员以减轻班主任的工作范围”。
其中，呼声最高的建议是仿照大学辅导员的模式，在中小学设置专职班主任，处理与教学无关的一切事务，如看管午餐午休、特殊活动看班、学生家长联系、各职能部门指派的事务性任务等。对此，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蔡辰梅认为，增设专门的班主任或许不适合中小学的学情。
她提到，就中小学而言，班主任并非一个纯粹的事务管理者角色，而是教育与管理的统一体。由于中小学生身心尚不成熟、仍处于发育成长阶段，在校园内，需要一个持续对他们的成长负责的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务处理者。“只有深入课堂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增加与家长对孩子学习成长情况的沟通，才能更全面地对中小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
蔡辰梅指出，现在班主任压力大，主要来源是非教学的行政性事务、社会事务过度侵入校园造成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行政管理者应作出行动，把减负重点放在厘清班主任工作边界上。
钟景迅也认为，中小学校作为行政机关和教师之间的缓冲地带，其在教师减负问题上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建议学校的领导应勇于担当，面对上级部门的各类社会事务摊派，要勇于说不，积极为教师争取更多的工作自主权。“教师只有具有实实在在的工作自主权，才能在自己专业事务上说了算，才具备真正的自主发展权，才有机会彻底摆脱各类异化的非教学负担。”
形成净化校园外部关系环境的“过滤网”
减轻家校沟通中的教师负担
“在如今强调家校共育的背景下，家长的学校参与越来越被重视。”宋萑还关注到，中小学校在安全问题等方面面临“责任无限大”的处境，家长对学校教育的过度依赖和不合理参与，以及依托数字媒体的舆论，使得教师时刻处于高压之下，不得不为了保护自身“不被追责”而做大量工作，造成负担。
与此同时，家长和社会对学校过高的期待，也在无形中增加了科任老师、班主任们的压力。钟景迅告诉南都记者，在社会和学校里，无处不在的“内卷”使得家长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多数时候仍是“以分数论英雄”的应试教育评价体系，对科任教师们的要求水涨船高，对班主任在德育方面起到的作用感知较弱。
因此，他建议，要缓解班主任老师们面对来自社会和家长的压力，学校在其中必须要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学校应主动与家长进行沟通，主动搭建家校沟通的渠道，让家长们多了解教师工作的内容，了解教师们的工作不易，并共同探讨如何家校共育，发挥家长帮助缓解教师压力的协作机制。
宋萑也有类似看法，指出学校应发挥教育家约翰·杜威所言的“净化”功能，形成净化外部关系环境的“过滤网”，减轻教师进行家校沟通的负担。
统筹：尹来 游曼妮
采写：南都记者 孙小鹏 杨晓彤 实习生 陈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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